寻路中国
不知不觉间，Peter Hessler（中文名 何伟）的《寻路中国》——这是我2022年1月份看完的第6本书。
其实我以前是个挺不耐心看书的人，阅读速度非常慢，有些轻度阅读障碍，看文字段落得眼睛来回扫两遍才行，全然做不到别人一目十行，一天下午就能看完一本三四十万字的速度。（但，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享受，为什么要去比拼阅读速度呢。一个人的阅读，就像独自走在乡间小路、金色大漠、郁郁森林，都可以是自由的。）
非常感谢洋哥推荐的这本书，大概花了一个星期看完。这本《寻路中国》带我体会了我小学那个年代的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变革样貌，《寻路中国》把我这个半农村半城镇长大的人一下子丢到了北方大漠，丢到了长城脚下，丢到了北方农村，丢到了江南工厂，丢到了一个个真实而又形象的场景中去，不必亲自外出，就体验了别人的人生。
看完《寻路中国》最大的感触就是“真实”，且不说里面出现的数据是否都完全真实（秉持着些微怀疑，就像何伟说“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但何伟的描述非常生动有趣，何伟在里面对中国人人性的观察、对底层群众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观察、对中国乡村发展的观察、对中国经济和道路影响的观察，都具有非常真实的描述，阅读时会令人回想起自己的某些具体认知，并产生强烈共鸣，且竟会止不住惊呼“太他妈真实了吧”。
摘录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
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
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
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
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
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
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
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这个是真的很诡异，我在广东长大，家住粤东，大学之前也就只去过珠三角城市，二十几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直到2021年清明假期去下川岛玩，路过江门市的时候看到了，觉得太诡异了。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
这个也很真实，小时候就在家里经常看到，很多摩托车后面都会搞几个光盘，不明所以。
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
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
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
我觉得吧，在当时，也就只有在吃得饱饭的外国人能够在乎其他国家的历史文物是否能够被保护，吃不饱饭，穿不暖身的国人只能考虑当下的生活该如何有着落。历史原因，可以理解。
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
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
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
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
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
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
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
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
“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
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
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
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
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