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3日夜，已经在看《江城》了，不过，感觉是作者、译者的问题，还是因为我没仔细看，里面出现了把人物性别弄混淆的现象。文中，作者描述道教其中文的赛老师为“赛小姐”，又出现了中文的男性的“他”的描述，让我有点迷惑这个赛老师的性别了。

2022年1月26日夜，读完《江城》。

不知不觉间，Peter Hessler（中文名 何伟）的《寻路中国》——这是我2022年1月份看完的第6本书。

其实我以前是个挺不耐心看书的人，阅读速度非常慢，有些轻度阅读障碍，看文字段落得眼睛来回扫两遍才行，全然做不到别人一目十行，一天下午就能看完一本三四十万字的速度。（但，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享受，为什么要去比拼阅读速度呢。一个人的阅读，就像独自走在乡间小路、金色大漠、郁郁森林，都可以是自由的。）

非常感谢洋哥推荐的这本书，大概花了一个星期看完。这本《寻路中国》带我体会了我小学那个年代的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变革样貌，《寻路中国》把我这个半农村半城镇长大的人一下子丢到了北方大漠，丢到了长城脚下，丢到了北方农村，丢到了江南工厂，丢到了一个个真实而又形象的场景中去，不必亲自外出，就体验了别人的人生。

看完《寻路中国》最大的感触就是“真实”，且不说里面出现的数据是否都完全真实（秉持着些微怀疑，就像何伟说“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但何伟的描述非常生动有趣，何伟在里面对中国人人性的观察、对底层群众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观察、对中国乡村发展的观察、对中国经济和道路影响的观察，都具有非常真实的描述，阅读时会令人回想起自己的某些具体认知，并产生强烈共鸣，且竟会止不住惊呼“太他妈真实了吧”。

摘录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

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

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

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

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

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

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

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这个是真的很诡异，我在广东长大，家住粤东，大学之前也就只去过珠三角城市，二十几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直到2021年清明假期去下川岛玩，路过江门市的时候看到了，觉得太诡异了。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

这个也很真实，小时候就在家里经常看到，很多摩托车后面都会搞几个光盘，不明所以。

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

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

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

我觉得吧，在当时，也就只有在吃得饱饭的外国人能够在乎其他国家的历史文物是否能够被保护，吃不饱饭，穿不暖身的国人只能考虑当下的生活该如何有着落。历史原因，可以理解。

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

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

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

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

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

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

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

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

“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

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

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

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

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句话，我想说的不是现代化的国家基础建设，而是想讨论“文化”。我个人觉得，文化之于经济之上。

想想古代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影响到整个东亚，像韩国、日本、越南等都是中华文化圈影响下的国家。

想想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初，为什么韩流能够疯狂影响印度、泰国、越南等一众东南亚国家，“文化胜利”的方法是什么？

古代中国是处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之下的。相较欧洲中亚的大乱斗模式，中国三面环护，东有太平洋、西有青藏高原、南有山地和雨林防护，就北面广阔最易受胡人侵扰。好在有长城这种防御工事的影响下，中国能够（较为）长时间处于持续且稳定的发展之中，因此古代中国的经济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确实是国土面积又大，经济发展得又好，民族文化自然也就有了蓬勃发展的空间。换句更有梗一点的话说，就是落地落得好。

但是欧洲大乱斗出现了不一样的场面，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欧洲玩家就开始了弯道超车。始致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大大滞后于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文化之于经济之下。底层民众食不果腹，为了生存，破坏“文物”那都不叫事。

敢叫苍生不食谷，终叫文明末途。

这辉煌璀璨的文化，食得饱饭的人才能传承。

今天看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看到一段讲述作者在丝绸之路上遇到路上抛锚的卡车司机的情节。

卡车司机说：

“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

“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上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此书是讲述的2001年以后作者在中国西部沿着长城边上不断旅行的见闻，其中，本书是于2011年1月第一次出版的。也就是说，这2011年及以前就存在 “河南地域黑” 了。

我想阐述关于 地域黑（即标签化认知） 和 时间长河 的两个观点。

地域黑

说到地域黑，就得先说到地域标签，地域标签即一个人对某个地区的人的刻板印象或者说是标签化认识，地域标签有助于人们快速对事物建立认知并形成简单牢固的印象，而地域黑则是地域标签中的负面印象。如果抛开历史成因不谈，光说河南人偷井盖，其实只会给大众造成河南人坏、品质低劣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再让大众脱离这种刻板印象就即为困难了。

再才浅地分析一下河南地域黑的成因。（此处援引网友 demons 的意见）河南作为我国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在上世纪仅仅靠农业创造就业机会，随着人口爆发，土地的边际产出骤降，同时大量人口失业。游手好闲的人难以通过常规渠道谋生，从偶发生许多盗窃事件。

但同时，随着当地政府的教育改革，和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向沿海地区获得就业机会，改善了生活状况，再到如今河南官方媒体的文化宣传，外地人已经逐渐撕下了对河南的地域黑标签。

时间长河

如果这件事同样发生在某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经历过产业变革和人口爆炸，相信一定也会有诸如此类的暂时性的问题出现。而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在哲学上的思想我想借用和修改一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我这几天看到“观察者网”的视频，说昭和时期美国人上街打砸日本车（好像记得配有相关图片），想起前一两年印度民众名族情绪高涨抵制中国时上街打砸中国商店，又想起20世纪初我国民众仇日情绪高涨打砸许多居民购买的日本车时，都会一次又一次感叹于 “这一切都惊人得相似！！”。

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永远无法让自己不犯错，我们也很难确保自己指责他人时是否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们能确保的是——做对的事。

愈发年长之后，好像失去了跟别人沟通和互相认识的兴趣。

没有了年少时那种前后桌青春悸动的爆火快炒，少了日久生情的文火慢炖，只剩下偶尔还想认识新人却又被自己立马掐灭的星星火苗。

不想浪费时间辛辛苦苦做一顿，然后发现不好吃。也就越来越“喜欢”吃快餐。

少了年少时那种胡乱猜测对方喜不喜欢自己的心思，多了几分自我保护式的主动挑剔。

像一支扬起了帆的小船，独自在海上漂泊，冷风凌冽。好像远离了喧嚣的港湾，才能体会到流浪的深层意味。也还好是知道仍有港湾可以归去，才没有觉得多孤独，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归去。

曾经有过其他船只一同航行，或是皮筏、或是竹艇、或是渡轮、或是渔舟，风大浪大也是共同渡过，他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物资补给和船只维护工作支持。

现在独自航行了，我就是这孤舟的“船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曾经的船只都会化身自己孤舟远航时精神上温暖的港湾。

摘录

这就是美国：人们想他娘的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觉得有啥不妥？大家都有权为所欲为，而且人人有枪，没有谁能他娘的阻止人们为所欲为。结果美利坚成了世界经济最糟糕的几个地方之一。

于是，他的资料进了他们的数据库——视网膜纹理、DNA、语音波形图、指纹、脚印、掌纹、腕纹——他身上每一处地方，只要长着他妈的纹路，几乎都让哪些杂种滚过印油，留下印记、经过数字化处理之后输入电脑。

这不就是类似于电影《未来学大会》中，女主将自己全部复制并作为IP版权交给资本去盈利的同样的故事吗。

如果人类这些信息都能随便被人录取和使用，那还需要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来作甚？所有信息都由数字生成就好了哇，细思恐极。

世界上充满了动力和能量，只需从中略微揩点油，一个人就能走得很远。

人们不能在超元域中的任何地方随意现身，不能像《星际迷航》里的科克船长那样凭借光束从天而降。这会引起混乱并激怒周围的人，也会破坏超元域的象征意味。

阿弘在十五年前就明白这行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的黑客还可以坐下来自己一个人写出整部软件，如今却不再可能。软件都是出自工厂的制成品，而黑客或多或少只算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变成管理人员，再不必自己去写任何程序代码了。

我不想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不想向别人介绍我的工作和项目的时候只能说起我自己负责的那一小部分东西，我喜欢掌控的感觉，我喜欢有目标，有进度、有节点和有成果的感觉。

搞软件开发就像当职业运动员，总让上了三十岁的人感到自己老朽无能。

我才26岁，还有最多10年时间，加油咧，准中年！

胡安妮塔还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无论超元域多么出色，它一直在扭曲人们互相交流的方式。

她不希望自己的人际关系中存在这样的扭曲。

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在长时间在网上跟人聊天，虽然我写代码，热爱通信类的工作，觉得互相传递信息很酷。但我还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必靠有限的网络来维持，现实中见面、交流、陪伴不是更为真实和舒适吗？隔着一层网络，然后也不怎么见面的话，也就相当于现实中的两人在无形中隔了一个厚厚的屏风，不仅存在信息延迟，而且我怎么去评估你真实的喜怒哀乐？说到底，我还是坚持认为网络通信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它绝对不能够发生代替现实世界交流的情况。

垄断者的工作永远没有止境。根本不存在完全彻底的垄断。就好像你无法占有百分之一额里的最后十分之一。

任何机体的首要功能就是控制自己的括约肌。

他们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跟拿飞镖一样，典型的斯拉夫风格。

“大家都是程序员，就像我一样。我们都看到了福音。”

人们都认为是夏娃引诱亚当从善恶树上偷食了禁果。也就是说，禁果并非只是水果，而是数据。

重要的是，应该明白自己能力的极限。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的事情吧。

你来到了这里，其他人围在你身边，但他们不理解你，你也不理解他们，然而人们还是要说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为了活下去，你只能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做这种愚蠢又没有意义的活计。想要离开这里，唯一的方法就是辞去工作，挣脱束缚，孤注一掷地冒险，前往外面那个邪恶的世界，到时候你就会被一口吞下，再也没有音讯。

在这里，超元域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逼真、多么美丽、多么立体化。都被还原成了简单的文本文件：电子页面上的一串串字母。这就和当初那些日子没什么两样了，那时的人们只能用原始的电传打字机和IBM的穿孔卡片为电脑编制程序。

大部分编程工作就像是打地基，把看似与手头工作无关的字符组织起来，用它们建起高楼大厦。

超元域是危险之地。

我喜欢我们的心像是并肩而行的样子，我们总能立刻猜出对方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却到最后一刻才说破。

我们都不是专为一种乐器而谱写的；我不是，你也不是。

“希特勒万岁！“布鲁诺喊道。其实，他心里在说：”好了，再见吧，过个愉快的下午。”

我确实是一名医生。你要知道，一个在晚上仰望天空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天文学家。

布鲁诺知道，有时候悲伤的人不希望被问到这个问题，有时候他们会自己说出原因，有时候他们会就这个话题说上几个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什穆埃尔。”他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

布鲁诺还是紧紧地握着什穆埃尔的手，这个世界上再没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

廿四寸皮箱里装着满满当当的浓香，

时光做酵，

三年窖藏，

六年窖藏，

七年窖藏。

是孤独时的食粮，

寒冷时的小太阳。